如何对待飞来之财？
刘正山
道德的原则是牺牲自己的利益去照顾他人的利益，如果到头来社会并未得益，那么这种行为就会变成了损己不利人。这正是道德上也不值得称赞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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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经济学教授携学生上街寻找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见到一张100元面额的钞票。学生正准备弯腰拾起，教授叫停，说：“别犯傻了，如果这钱是真的，早就被人拾走了”。这是一个开经济学者心的笑话。张五常先生倒是不在意，经常将这个例证略加变动加以使用：如果地上有钱，必然被人拾走，且这个现象只有经济学能够解释。我曾经在《谁是最困惑的人？》一文谈到这个问题，认为张五常先生的推论不够严密，因为，考虑前提条件的话，尚有很多种可能。这里不打算深究这一问题。我想到了另一个问题，既然地上有钱，拾到之后怎么办？是据为己有，还是等待失主登报寻找，抑或自己登报寻找失主，或者交公（如警察局）？
近日，翻阅茅于轼先生送给我的《生活中的经济学》一书，我发现他谈过“拾金不昧”这个问题。在《经济活动中的是非观》中，他列举了几个拾金不昧的例子。一是他在美国一个小杂货店买饮料，见到地上有一张5美元的钞票，便拾起来交给掌柜的，可是掌柜的不接受，并说：“Who foud it，who got it（谁拾到归谁）”。另一次，在哈佛大学的教室中，他见到课桌上有一支精美的钢笔，肯定是前一堂课中上课的同学遗失的，可是新进来的同学坐到这个座位上发现时，随手将笔放进口袋。其神态自若，绝对不像做了什么不应该的事情似的。然而，我国百姓的行为却相反，茅老书中讲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北京建国门外一位售货员只因少找老外30元人民币，就自己破费80元在英文版的《中国日报》刊登广告，最后找补给那位老外。不过，美国朋友对此反应冷漠：“为了30元钱，花去80元钱，太不值得”。尽管我很赞同“拾金不昧”，但我不赞成那位售货员的做法。凡事要计算成本与收益。站在全局角度看，社会损失了80元钱。正如茅老所说的，道德的原则是牺牲自己的利益去照顾他人的利益，如果到头来社会并未得益，那么这种行为就会变成了损己不利人。这正是道德上也不值得称赞的事情。
其实，现在，这种情况也在发生变化。我记得小时候唱过一支歌，歌词不记得了，只记得大意是，一位小朋友在马路上拣到一分钱，将其交给警察，并获得了警察的夸奖。当然，而今，且不论拣到一分钱，即便是拣到一元钱也不会交公，因为钱也经很不值钱了，谁愿意费这个劲啊。不过，如今的问题似乎越来越复杂了。我听说，一些窃贼偷盗他人皮箱，在取走箱中财物之后，把皮箱丢弃到大街上。如果你拾到了，放在家中等候失主认领，或者拿去交公，那么，失主前来认领时，发现财物不翼而飞，必然认为是你偷盗的，你如何能脱离干系？而这类的转嫁罪责的报道，并不少见。另外，一些小偷专门伪装丢失财物，诱人上钩，如你发现地上有东西，拾起来正准备交公的时候，“失主”恰好出现了，你将东西交给他，他开包检查，说短少了东西，你这时有理也说不清；或者，你正在街上行走，有人叫住你，说你的东西丢了，你回头一看，果然地上有东西，你发现不是你的东西，但是，他会告诉你，大家平分，这时，如果你贪婪，将上个大当。类似的欺诈，似乎已经司空见惯了。那么，谁还敢“拾金”？更不必说什么“不昧”了。
当然，现在，一些人不“拾金”了，而是“偷金”、“抢金”。前不久，我恰好将“偷金”与“抢金”都赶上了。一次是在北京大学南门的风入松书店（地下一层）买书，自行车停放在大门外。等我买完书，自行车不翼而飞。两个保安就一直站在旁边，我询问的时候，他们还振振有词：这里这么多车，我们如何看得过来。跟他们讲理，无异于自取其辱，而法律也没有规定，我也没有那么多精力，只有作罢。但是，我从此再也不去风入松买书了。另一次是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门旁的一个店子买随身听，当时是中午，可谓光天化日，我的自行车停在店门口，眼力可及，于是就没有上锁。然而，一个中年人如入无人之境，将车骑着就跑，我脚力虽好，但架不住车快。在2003年的首都北京，光天化日之下，有人抢东西！其他城市的“偷金”与“抢金”严重到了什么程度，可想而知。
我对这些欺诈、“偷金”与“抢金”等行为非常厌恶，甚至建议严格法制，让这些窃贼付出巨大代价。从另一方面看，我觉得这是传统那种类似“拾金不昧”的不合时宜道德观的必然代价。传统的道德观所教育百姓的，更多的是“满口仁义道德”，而且，这些大多是相互冲突的。譬如上小学的时候，老师大多会教育孩子要诚实，不要说假话，并举例说，列宁同志小时候打碎了姑妈家的花瓶，尽管一度隐瞒事实，最终还是承认了，姑妈直夸他是好孩子。可是，当孩子们学习写作文的时候，却被逼迫不诚实、说假话。譬如，我小时候就写过题为“一件好事”的作文。但是，8岁稚童，哪里知道什么是好事，而且，的确是没有做过什么好事，没有下锅之米。可是，老师拿来“范文”让大家学着编造。于是乎，我们学会了说谎，学会了作业抄袭、考试作弊。后来，一些人造假酒、黑心棉等等，进化为损人利己。而美国人尽管拾金而昧了，但是，对待考试非常认真，据茅于轼先生介绍，哈佛大学的考试，竟然连监考老师都没有，而学生无一作弊！美国人的诚实可见一斑！
难怪新制度经济学提出了一个“无赖假定原理”，意思是，制定游戏规则的时候，假定实施的对象和针对的对象都是“无赖”，于是能够尽可能地考虑到种种逆向选择行为。于是，我对茅于轼先生所强调的道德问题的重要性持怀疑态度。（2004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