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与GDP的恩怨情仇
刘正山
（中国土地杂志2004年第5期）
要客观看待GDP，既不能神化，也不必妖魔化。
——题记
SARS让我们与GDP失恋了
2003年底以来，一场“告别GDP崇拜”的运动风起云涌，批判GDP似乎成了一种时尚。一些地方政府也已开始将“告别GDP崇拜”付诸实践，取消了GDP指标，代之以财政收入等。
一个让我们爱得死去活来的经济指标，为何在一夜之间遭到遗弃？有人说：都是SARS惹的祸。
2003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SARS，给我们带来了灾难。当时，北京的大街上，四处都是带口罩的人；到处都在喷洒消毒药水，似乎整个城市处于一所巨大的医院中；一些学校停课了，一些单位放假了。SARS成了可怕的恶魔，人们避之唯恐不及。SARS是否会导致经济增长的衰退或减退？人们对此忧虑不已。多数人认经济将出现衰退，一些人则认为“SARS感染不了中国经济”。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3年经济增长结果表明，GDP的增长并没有受到SARS的“感染”。遭遇瘟疫，经济反而增长，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反常现象？道理很简单，投资乘数在起作用，即SARS将带动需求链条，从而推动经济的发展。任何产业都具有关联性，消费一种产业的产品，必将带动其他产业的产品消费。医药消费的增长，同样会带来其他行业的增长。
很快，学界对SARS的这种“积极”效应产生了极大的关注。如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认为，这次“抗非”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经济与社会必须协调发展，城乡必须协调发展。只重GDP，不能解决好这两个“协调发展”。这将是今后衡量政府职能转变的一个重要尺度。高尚全指出，现在有不少地方，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片面理解为“以GDP增长为中心”。不少官员不知不觉把自己变成了“项目经理”。
在2003年底，作为导火索，国家宣布要改进GDP核算和数据发布制度，一时间，对GDP的质疑声四起。这些质疑文章认为，在以经济数据、经济指标论英雄的片面政绩观引导下，一些官员片面强调GDP的作用，不恰当地夸大其功能，把GDP放在了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以为它代表一切，唯GDP马首是瞻。任何其他指标，例如教育、文化、卫生、环保等等，统统都要为GDP让路。但是，GDP的概念只注重增长而不惜一切代价，不考虑清洁的空气和水源、健康安全的社会，以及享受生活的闲暇时间等与人类息息相关的东西。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曾提出一个计算公式，将国内生产总值（GDP）减去产品资产折旧，减去环境资源损耗和自然资源损耗，得出绿色国内生产总值。按照他们这个公式推算，1995年全国的GDP59448.08亿元，减去固定资产折旧和环境成本以后，得出当年的绿色GDP应为49652.95亿元，差距为将近一万亿元。如果不算固定资产折旧，环境资源的成本大约为2199亿元，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3.7%。一些地方已经认识到，通过征地和兴建开发区盲目追求GDP，难以达到预期设想。譬如说，如果今年投入的资金多一点，GDP就上去了，明年资金投入少了，还不是要下来吗？另一个现实的问题是，在一些地方，每年投资发布会，市、县很多官员跑来，做表面文章，虽然对引资状况没有大的助益，却因具备宣传窗口、形象工程的功能，泛滥倾向日益明显。资金引进是经济发展的有效支撑，但效果是短期的；受劳动力素质、科技水平、制度环境等很多因素影响的投资环境的改善和服务水平提升，则是影响长远的。
在有些地方，官员们过于看重短期的政绩表现，盲目圈地，甚至是圈而不发，衍生出很多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问题。而且，开发区“遍地开花”，实际上并没有带来真正的繁荣。有资料表明，在开发区密集地区，开发区之间为了争取投资项目，一个主要竞争手段就是压低地价，这样，很大一部分土地收益都流入投机者腰包。
当GDP如过街之鼠遭到一致痛击之时，国土资源管理部门也欢欣鼓舞不已，不再担心自己被当地有关官员视为经济发展的“绊脚石”。此前，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很无奈——一些地方政府部门打着发展经济的幌子，违反土地管理的法律和规定，大肆圈占宝贵的土地搞政绩工程和开发区等园区，而当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照章办事的时候，这些官员则批评国土资源管理部门阻碍经济发展。
与GDP的甜蜜岁月
批评GDP的人们恐怕难以否认这一点——改革开放以来，与GDP的热恋，我们获得了无限的快感。
GDP是国际上通行的衡量一个国家或者地区一定时期内经济增长水平的宏观经济指标，本来是一个很中性的词语，但是，让人们迷惑的是，这样一个经济指标怎么就成了我们热恋与崇拜的对象？一位哲学家曾经说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我对这句话的理解是，现存的东西都有其客观缘由。也就是说，GDP成为我们热恋与崇拜的对象，有其客观的历史的原因和合理性。
一个不容否认的现实情况是，经历过物质匮乏时代的国家，没有对经济增长不重视的。就连联合国也在20世纪60年代初制定出10年规划，把GDP的增长指标看成最重要的发展目标，明确提出GDP每年递增5％的目标！
我国近代的落伍，带来的倍受列强侵略的奇耻大辱，让我们永远难以忘记。所以，新中国建立之后，高度重视经济增长，要求“摘掉穷帽子”，甚至提出“赶英超美”的口号，也就顺理成章了。而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急功近利思想作为副产品出现了，人们甚至简单地以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加上缺乏对官员的合理约束机制，出现的GDP崇拜，也就在所难免。
经历过商品短缺年代的人对此并不陌生——买电风扇要买票预约，买彩电得千方百计找“门路”，买自行车须托各种各样的“关系”……在商品匮乏的阴影下，只要一传出“涨价”的风声，各大商场立刻就会涌起抢购狂潮。彩电、冰箱、电风扇，不问好坏，一买而空，连粮食、洗衣粉和酱油醋等，也都成袋成箱往家搬。人们实在是穷怕了！这种计划经济年代因商品短缺造成的特殊现象一直持续到90年代初期。《广州日报》2002年5月的一篇文章（《羊城上下话变迁》）回忆说：改革开放初期，广州市面上商品匮乏，买什么都要凭票；公用事业不发达，要办成事往往要走后门。广州市凭票供应的商品有65种之多，粮油鱼肉柴米煤，甚至豆腐、铁钉，都要凭票供应。现在35岁以上的广州人都会记得当年每人每月只能凭票买半斤油，5角钱猪肉、2角半鱼……的日子，当时社会上流行一句顺口溜：“广州三件宝，司机、医生、猪肉佬。”当时这“三件宝”是人们择业的大热门，广州人交朋友、嫁女儿、选媳妇都想找这三种人。
为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尽快改变物质匮乏的局面，用时短、见效快的做法就是粗放投入型增长。推动经济增长的生产要素，主要有资金、劳动、土地、矿产等。中国的劳动力非常丰富，发展经济不必过分关注；资金比较缺乏，各级地方政府部门便想方设法“跑部钱进”，搞什么“钓鱼工程”等；土地等资源由于没有实行市场化出让（交易），地方政府部门可以不计算成本地随意圈占，如1985年，全国耕地减少了160万公顷（2400万亩）。
改革开放以后，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人们被压抑的创造力得到了释放，高投入、高消耗的增长方式也确实给我国经济社会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大变化！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实现了持续2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我国仅用一代人的时间，完成了别国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完成的经济增长。我国的GDP从1978年的3624亿元增加到2002年的102398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均增长9.4％，经济总量居世界第六位。追求GDP的高速增长，不仅使我国人民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改善和丰富，增强了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和吸引力，而且极大地提升了我国的国际政治地位。2003年，我国人均GDP首次超过1000美元！按照国际经验，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消费结构将向发展型、享受型升级，过去的奢侈品将转化为居民的必需品。因此，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是我国经济发展道路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具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没有人能够否认这一点，一个城市消费品市场的活跃程度表明了当地人群的的富足水平，而这些因素应当取决于当地的GDP完成情况。GDP壮大了，财政有保证了，公务员加薪了；企业效益好了，职工收入高了；农民也通过打工、种粮，钱包渐渐鼓起来了，买东西的时候也不再畏首畏尾，相对以往要从容许多。一位名叫宁高宁的知名企业家曾经写文章说，中国人这几年命好，GDP一直在长，觉得好像这是应该的，也没有仔细想过如果GDP不这么快增长了我们会是什么样。GDP增长快与慢真的不一样，中国人关心GDP太对了，因为GDP离我们的生活很近。他说，“我第一次去泰国可能是在15年前，那时候泰国和中国比起来明显的要繁荣得多，很好的例证是在曼谷大街上买的廉价冒牌货回到中国是很时尚的礼品。可这几年泰国遇到很多不顺的事，GDP增长慢了，货币贬值了，再去泰国，与中国比起来，感觉大不一样了。坐的飞机是泰国皇家航空公司的，椅子明显的破了，扶手都掉漆了，看看机舱里人明显地少，多是些旅客，但生意人明显地没有去上海或北京的人那么多。泰航曾经是全球服务最好的航空公司之一，可现在服务明显地差了，餐饮也很明显地偷工减料了。过去常抱怨中国的航空公司服务差，因为与外国航空公司比起来反差大，现在这种距离越来越小了。GDP增长不增长，航空公司给人的感觉都不一样了。听说曼谷新的国际机场20年前就规划，现在还没有建完，曼谷的老机场也让人觉得破旧，拥挤了。”
GDP，叫我们怎能不爱你！
爱得越深，伤得越重
我们在饱尝GDP高速增长所带来的种种好处的同时，也逐渐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被GDP异化了。我们把GDP抬到了太高的政治高度，有的官员几乎把GDP看成执政合法性的象征。于是，GDP从政策上、体制上、文化上，获得了全面支持。任何其他指标，例如教育、文化、卫生、资源、环境，甚至涉及民权民生的政地补偿、拆迁居民安置等等，统统要为GDP让路。对官员的考核，别的指标都是软约束，GDP却是硬的！理所当然地，一些地方政府部门的一些官员为了自身的升迁，急功近利，忽视了投入产出的比较，以土地等资源的粗放式投入为特点的经济增长模式被广泛采用，进而形成了一种疯狂的恶性循环，叫“官出数字、数字出官”。“官出数字”是指统计数字都是官员们造出来的，“数字出官”指的是，官员们的统计数字报的好，账面上显示的经济成长率高，就容易得到升迁。当然升迁背后还要行贿受贿、买官。买官的价格标准，富裕省份和贫穷省份还不太一样。大致说来，“买”是台底交易，表面功夫即“政绩”还是要做足，GDP神话就这样造出来了。
GDP只是衡量经济增长总量的指标，倘若将其奉若神明，像菩萨那样供起来，且只能上不能下，那就是给我们自己找麻烦了。GDP作为度量发展的重要指标，体现了国家或地区当年生产的最终产品价值的总和，即消费品、出口品和投资品，它不能体现可持续发展的实际，有专家戏言：夏天，开窗降温不产生GDP，但打开空调却产生GDP；骑自行车产生的GDP小于乘汽车；乘轿车产生的GDP大于乘公共汽车；更有甚者，平安驾驶和驾驶时出交通事故相比，后者产生的GDP高于前者。看似荒谬，实际计算却是如此。
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率，看似GDP增长很快，与之伴生的另一种现象——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被广为仿效，其表现是对各种资源的投入不做成本-收益分析，只讲数量上的产出，而不讲质量上的产出和投入。改革开放以来，仅在土地资源方面，大手笔圈用耕地的事例不计其数。如1985年，全国耕地减少了160万公顷（2400万亩）。到了1993年3月，仅我国内地县级以上开发区就圈占了1.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比当时的城镇建制面积总量的1.34万平方公里还多出0.16万平方公里。
最近几年，统计部门开始采取措施挤“数据水分”，统计制度也日益严格，数字造假的市场日益减少。不容易造假数字了，一些地方政府官员开始想新招数。他们开始研究和利用GDP核算的特点，寻找短期内能够快速提升GDP的捷径。由于GDP等于投资（政府投资和企业投资）、消费、净出口三者之和，而在短期内消费和净出口难以快速提升，于是，只能增加投资。如何增加投资呢？有两个途径：企业投资方面，通过搞开发区等各种园区，压低低价招商引资；政府投资方面，大搞形象工程（其实也是政绩工程），投资额就上去了。当然，地方财力有限，难以支撑，他们就打着“经营城市”的幌子，片面的“以地生财”，通过土地聚集投资。2002年下半年以来，几乎不约而同风起云涌的开发区圈地运动就是明证。各级城市政府都把眼睛盯向土地，一些市、县、区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已经占到财政收入的35％左右，有的甚至高达60％。宝贵的土地资源遭到变本加厉的耗费。
无节制圈地、卖地，在加速GDP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隐患。从宏观上讲，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吃掉了子孙的饭碗，透支了未来的发展。地价（出让金）是若干年土地使用期的地租之和，也就是预支未来的利润。主要靠这个钱来搞城市建设，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寅吃卯粮”，是本届政府花后届政府的钱，很容易对实体经济伤筋动骨，最终影响发展后劲。改革开放以来，不少城市有过类似教训，有的至今尚未走出困境。据了解，目前沿海14个省市的实际占用耕地都突破了规划指标，其中有的城市2010年的建设用地指标在2001年已基本用完，这无疑给城市规划增加了难度。而且，“经营城市”并非仅仅“经营土地”。土地成本的高涨会提高城市的运作成本，土地过度的“透支”，会加快这个产业的衰退。例如北京，前几年因种种原因批处的待开发土地总量不少，但土地投放市场的主动权不在政府，而在开发商那里，何时投入开发，开发多少，政府都无法调控，这无疑增强了土地市场供应的不确定性。
二是“豪赌”不断，埋下了经济危机隐患。在不少城市，地方政府片面追求“以地生财”和开发商对土地的过分投机形成了合力，不少拿到地的开发商面对不断刷新的地价按兵不动，坐等手中土地的价格再往上蹿，想转手倒卖，从中渔利，在这种形势下，不少城市的地价虚火越烧越旺，原来每亩四五万元的土地攀升到上百万元。例如，最近，某地一宗地“底价八千万，中标一亿五”。当地业内人士质疑，这个一个百亩大的小区，开发的利润不过几千万，开发商竟愿多花7000多万元争来，是不是“发烧”过度？有关人士指出，表面上看，开发商“豪赌”，土地出让单位和国土管理部门都“大赚”了，但地价超过极限之后，“泡沫”太大，开发商冷静测算，为了避免更大的风险，宁愿损失部分出让金也会放弃开发。某地“一号地块”在9年前出让时，曾创出每平方米1.2万元的天价，但几经转手，这块地至今仍然“晒”在那儿。可以预见，当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面对高不可攀的房价望“房”兴叹时，以土地为上游的各类产品形成的“生态链”就会越来越显得脆弱而敏感，其所支持的GDP也必然处于不安全状态。从眼前利益看，大规模无节制卖地，不遗余力地炒高地价，似乎解决了城市建设中资金短缺的燃眉之急，为国家积累了财富，但从深层次考虑，就会发现这种靠出让土地炒高地价增收同时也增加了GDP的方法实际上是在透支稀缺城市发展资源，也为房地产泡沫乃至经济危机埋下伏笔。
遗弃GDP？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GDP是一个有缺陷的指标，难以衡量全面发展的方方面面，且已造成了土地等资源的浪费，破坏了资源利用的代际均衡原则，并对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带来了负面影响。但是，也不能因此而将其一棍子打死。当前批判GDP的言论中，有很多是对GDP的曲解，或者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有一则流传很广的笑话是这么说的——
有两个非常聪明的经济学天才青年，他们经常为一些高深的经济学理论争辩不休。一天饭后去散步，为了某个数学模型的证明两位杰出青年又争了起来，正在难分高下的时候，突然发现前面的草地上有一堆狗屎。甲就对乙说，如果你能把它吃下去，我愿意出五千万。五千万的诱惑可真不小，吃还是不吃呢？乙掏出纸笔，进行了精确的数学计算，很快得出了经济学上的最优解：吃！于是甲损失了五千万，当然，乙的这顿加餐吃的也并不轻松。两个人继续散步，突然又发现一堆狗屎，这时候乙开始剧烈的反胃，而甲也有点心疼刚才花掉的五千万了。于是乙说，你把它吃下去，我也给你五千万。于是，不同的计算方法，相同的计算结果——吃！甲心满意足的收回了五千万，而乙似乎也找到了一点心理平衡。可突然，天才们同时嚎啕大哭：闹了半天我们什么也没有得到，却白白的吃了两堆狗屎！
他们怎么也想不通，只好去请他们的导师，一位著名的经济学泰斗给出解释。 听了两位高足的故事，没想到泰斗也嚎啕大哭起来。好容易等情绪稳定了一点，只见泰斗颤巍巍的举起一根手指头，无比激动地说：“1个亿啊！1个亿啊！我亲爱的同学，我代表祖国和人民感谢你们，你们仅仅吃了两堆狗屎，就为国家的GDP贡献了1个亿的产值！”
这个笑话固然编排的很精致，且似乎很有说服力，更有感染力，并获得了广泛的赞扬和支持。但是，不幸的是，很多人对GDP的理解被误导了。
按照经济学的说法，GDP是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运用国内生产要素所生产出来的最终产品和服务的市场价值。按照这个定义的逻辑，如果有人通过吃狗屎赚到了钱，就应该把它计入GDP总量。这荒谬吗？——貌似荒谬，其实一点都不荒谬。
足球比赛的门票收入应该计入GDP，这大概没有人反对。但是，我们花费钱财去看比赛，这些钱被计入了GDP的实质究竟是什么？难道就是一些人花钱去看另一些人拼死拼活的狂野表演？那么，同样的道理，既然足球比赛的花费可以计入GDP，看别人吃狗屎的花费为什么不能记入GDP？从逻辑上讲，当然需要计入！
还有一个因为《南风窗》总编辑秦朔的引用而广为流行的类似的GDP批判案例——来自美、德两国作者合著的《四倍跃进》一书，对GDP这样描写：“乡间小路上，两辆汽车静静驶过，一切平安无事，它们对GDP的贡献几乎为零。但是，其中一个司机由于疏忽，突然将车开向路的另一侧，连同到达的第三辆汽车，造成了一起恶性交通事故。‘好极了’，GDP说。因为，随之而来的是：救护车、医生、护士，意外事故服务中心、汽车修理或买新车、法律诉讼、亲属探视伤者、损失赔偿、保险代理、新闻报道、整理行道树等等，所有这些都被看作是正式的职业行为，都是有偿服务。即使任何参与方都没有因此而提高生活水平，甚至有些还蒙受了巨大损失，但我们的‘财富’即所谓的GDP依然在增加。”
据说，某些欠发达地区的官员看到这篇文章后，大大松了一口气：这些年来，他们可被这个该死的GDP折腾坏了。每年都在为GDP上不去伤透了脑筋，现在看来，起码土地资源没有浪费、环境相对完整、虚假繁荣没有出现、社会成本付出很少。该是重新审视政绩的时候了。然而，万一GDP这一衡量指标弃之不用，又当如何看待经济社会的发展？
作为总量指标，GDP和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这三个主要的宏观经济运行指标都有密切关系，也是一国经济及其景气周期、经济健康与否的最重要依据。被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GDP的存在自有道理，以它来衡量所有国家与地区的经济表现，而且至今都是国际通用的惟一标准。进一步说，将发展进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一并算到GDP头上，也有欠公允。
从微观上看，如果不在乎GDP，某些基层政府包括县级政府及其干部，可以用冠冕堂皇的理由，不去发展经济，从而忽视民生，这样的后果可能更为严重。《四倍增长》的作者认为车子相撞而造成的GDP增长，其实没有造成财富的增加，因而最好不发生，这其实是乌托邦式的假设。车祸永远是无法从根本上杜绝的，而一个完善的社会，就能够从完善的车祸后服务中，产生众多就业机会，而这对社会稳定的意义，收入的增加，对于民众的安全心理预期，都相当重要。小国寡民，田园牧歌，当然好，但中看不中用，于民众无益。
“绿色GDP”稀图打造新的约会
GDP批判浪潮的一个直接结果是造就了“绿色GDP”概念的流行。“绿色GDP”是什么概念呢？打个比方来说明。比如，某个地区的GDP从10亿元增长到15亿元，财政收入从1亿元增长到2亿元，按照以往的评价标准，这一经济增长速度很快，效益更高。但是，如果这些指标是通过炼焦、炼铁、炼钢搞上来的，那么我们就要通过技术经济联系方法测算出你对大气的污染和对生态、资源的破坏程度，并测算出治理大气污染和恢复生态资源环境所需要的投资成本，从常规GDP中做出相应扣除。北京市从现在到2008年要投资2500亿元治理大气环境，这就是一个很直观的例子。尽管你这个地区的GDP增长了5亿元，但治理二氧化硫、水污染、大气污染等的投入需要6个亿元，那么用“绿色GDP”衡量，你的GDP实际上是一个亿的负增长，所谓的5亿元的GDP增长不是绿色GDP，而是黑色GDP。以人为本，科学的发展观，不是虚无缥渺的概念，而是要落实到具体的目标和生产环节中。
我很赞赏将生态成本计入GDP，毕竟，它比当前强调“GDP至上”要进步很多，饱含“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绿色GDP”，准确地说是对GDP的一个补充和完善。绿色GDP这个指标，实质上代表了国民经济增长的净正效应。绿色GDP占GDP的比重越高，表明国民经济增长的正面效应越高，负面效应越低，反之亦然。“绿色GDP”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呼吁健康的经济增长方式。即在追求GDP增长的同时，一定要考虑到由此付出的环境和资源代价，切莫以牺牲环境和资源换取短期的“经济效益”。现在流行的同时又是潜在的以GDP为主的领导干部考核“主流体系”，是经济可持续发展乏力以及环保型企业得不到重视的重要原因之一。引入“绿色GDP”考核对于确保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意义非凡。据悉，绿色GDP核算体系正在国家统计局与环保总局的联合攻关之中。出台后的绿色GDP核算体系将与现行的干部考核体系挂钩。
但是，第一，这种算法，从根本上讲，还是没有脱离传统国民经济核算方法的窠臼。因为，这只不过将生态成本这个变量内部化了！这个标准，还是意味着更多产出，即一个国家的产品、服务数量的增加，或者按照人口平均的实际产出的增加，还得用GDP（国民生产总值）或者其平均水平表示；但是，经济结构、社会和政治体制变革等，还是没有法子衡量。考虑可持续发展因素，能解决什么问题？GDP还是GDP，只是附加了一些东西而已。
第二，绿色GDP的核心在于将经济发展中的资源成本纳入GDP，以期通过实施绿色GDP达到保护资源与环境的目的。如果各级政府都将绿色GDP纳入考核指标，对于保护资源与环境无疑具有重要作用。但是，这种保护到底应该如何进行，如何创立新的机制也还有待研究。绿色GDP本身并不包含一种真正保护资源与环境的内在机制，纵然将绿色GDP纳入地方政府的考核体系中，但在绿色GDP考核指标体系尚不完备、资源考量较为困难以及有较大伸缩余地的情况下，绿色GDP能否真正起到约束地方政府的作用必须认真研究。而且也要预防出现地方政府借绿色GDP之口实而忽视解决其他重要问题的情况。
第三，从根本上说，绿色GDP也是一种以GDP为核心的政绩观，我们必须警惕绿色GDP使地方政府进入新一轮的GDP崇拜，从而导致不应该出现的不良后果。比如它对经济发展中更需要予以关注的就业、收入、三农与教育等其他重大问题几乎没有涉及，如果地方政府今后更多以绿色GDP为考核指标，即便提高了当地的环境和资源水平，但并不能保证当地的就业更加充分、居民收入和素质能够不断提高、公民的权益能够得到充分保障。
第四，所谓的“绿色GDP”没有将建设性与破坏性活动区别开来。衡量进步的现实方法应当分清成本与效益，而国内生产总值却将所有交易视为正价格（Positive Value）并加入总量。疾病、犯罪，以及自然灾害都可以使国内生产总值增加，因为医治病患、关押罪犯、修复损失全都需要投入资金。这样，尽管生活质量下降，GDP依然在上升。
还有，“绿色GDP”不能告诉我们国家的总收入是如何在劳动者之间进行分配的。高收入阶层可能得到了国民收入的大部分，而普通民众的状况缺乏足够的改善。如果经济上去了，但社会保障却没有上去，公共产品与服务的提供一团糟。这种情况，绿色GDP仍不能有效制约，甚至不能及时准确地提供信息。
事实上，虽然国内外有许多学术机构在测算绿色GDP，中国也在制定绿色GDP核算体系，目前还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公布过绿色GDP指标。
后GDP时代：我们仍要牵你的手
GDP神话的破灭，意味着我们进入后GDP时代。我们不再仰视GDP，而是以平和的心态将GDP还原为一个中性的经济指标。但是，实践工作中，出现了一种倾向和做法，即一些地方政府取消了GDP。这是一种矫枉过正的做法，它没有认识到，尽管GDP的增长并不必然给人们带来幸福的生活，但是，人们的福祉必然是建立在GDP增长基础上的。没有经济增长“量”的积累，就没有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等“质”的提升。假设在一个地方真的取消了GDP评估体系，可以作个预言，若干年后，那里的民众会发现，他们的财富少了，生活穷了，社会问题一大堆，日子过的不愉快了。
还是一位经济学家说得好——尽管GDP有缺陷，但就多数情况而言，GDP还是衡量经济水平的一个好指标。GDP高有助于我们过好生活。GDP没有衡量孩子们的健康，但GDP高的国家和地区负担得起孩子们更好的保健医疗；GDP没有衡量孩子们的教育质量，但GDP高支撑得起更好的教育制度；GDP没有衡量我们的诗歌之美，但GDP高的国家和地区可以教育更多公民欣赏诗歌；GDP没有考虑到我们的知识、廉政、勇气、智慧或对国家的热爱，但当人们不用过多地关心是否负担得起生活物质必需品时，这一切美好的气质也容易养成。也就是说，GDP虽然没有直接衡量这些使生活有意义的东西，但它确实衡量了能使我们过上这份有意义生活的投入能力。
所以，当前，我们不仅要正视GDP的缺憾，更要认识到GDP存在的必要性。要用科学的发展观约束政府行为，完善衡量政绩和经济发展的指标体系，譬如，海外除了最主要的GDP指标外，还有大量的配套指标，如国际上常用的发展指标有以下16种：人均GDP、人均收入、产业构造、产业构造和就业构造的乖离度、投资率和储蓄率、收入分配的公平度、贫困率、人口增长率、城市化率、财政收入对GDP的比率、识字率及就学率、平均寿命、环境、社会政治权利、人类发展指标、GEM（女性社会权利指数）等。
我们可以借鉴这些指标体系，并结合我国土地资源短缺的国情，在衡量经济发展和地方政府政绩的指标体系中，增加土地资源消耗率、利用率和经济社会发展保障率指标，以科学的发展观指导土地保护与利用，在严格控制用地总量的同时，要重视提高土地利用效益，提高增长的内涵和质量；制定土地开发、利用管理政策，突出土地对未来发展的支撑作用；制定开发区土地清理整顿和管理制度，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上研究发展、改革与土地资源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