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点说明]：
说实话，华人圈内的经济学者中，我很欣赏的，就有小凯先生。我写完下文，本来是想给小凯先生的。可惜，没有机会了。也许如林毅夫先生所言，“对小凯的最好的纪念是继续研究和讨论他的著作”。我将本文贴在这里，请大家讨论、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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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兴古典经济学”分析基础的三点疑问
刘正山
(《经济学消息报》2004年9月3日)
本文试图对杨小凯开创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做点分析，或许能达到“愚者千虑，或有一得”的结果。
根据有关资料的介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布坎南认为杨的工作比卢卡斯（Lucas）、罗默（Romer）、克鲁格曼（Krugman）的要好得多。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阿罗称杨的研究使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论与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浑然一体。当然，杨小凯的理论并不是赢得一致赞誉，即使在华人圈内，也有质疑的声音，尽管很少，但是很值得我们深思，因为，质疑者包括张五常。张五常
限于阅读范围，我没有看到其他的相关评论。我认为，贺学会的观点实际上算不上是什么质疑，它还是正面的肯定评价；张五常则是将杨小凯的经济学一棍子打死。但遗憾的是，张五常没有指出杨小凯的经济学到底错在什么地方，他仅仅用“完全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看来看去也不明白”这样很笼统的话语，我们无法得知他的论据。而且，如果是因为“看不明白”而否定一种观点或一个学说，恐怕很难让人心服口服，打个比如说，你对物理学一窍不通，你对这个领域的文章根本就看不明白，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但是，你是否可以下结论说物理学是错的？显然不能。
我对新兴古典经济学派的了解，只限于杨小凯与张永生合著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一书和杨小凯的数篇论文。阅读了这些作品，我发现、也认为，将分工理论重新发掘出来，结合新制度经济学以及其他学派的观点，进行综合，这样的经济学分析框架，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这是不可否认的。我以前阅读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时，就对分工理论深深叹服，尽管这个理论存在一点偏颇（后文讨论）。而新兴古典经济学，虽然堪称经济学的新的集大成者，但是我对其分析基础存在很多疑问，当然，其中有些疑问也是当前主流经济学无法解决的，也是无法回避的。
（1）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假设前提是“人天生相同”，也就是说，假定人的禀赋相同，无论是历史学家、物理学家、经济学家、农民，抑或工人，都是专业化分工的结果，人的才干都是“内生”的。这样假定，虽然便于分析，也符合主流经济学范式，但它存在自反逻辑错误：一方面假定人的禀赋相同，另一方面假定人的专业化选择决策具有不同的个人偏好（如风险喜好）。
（2）超边际分析的基础是“文定理”，指的是“最优决策从不同时买和卖同种产品，从不买和生产同种产品，最多只卖一种产品”。为什么？杨小凯的解释是，“如果买和卖同一种产品，只会增加不必要的交易费用，因而降低他的效用，因此不是最优选择。再如，不同时买和生产同种产品。如果农民生产粮食，他应该用粮食换衣服，而不是用粮食换粮食”。其实，文定理是对亚当.斯密思想的再表述，不是创新。我也认为分工是发展的基础，但正如新剑桥学派的代表人物琼.罗宾逊在《现代经济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1页所说的，“在有关技巧不难获得的情况下，分工使技巧愈来愈熟练的说法也是站不住脚的”。进一步的思考后，我发现，如果没有“整合”，则分工是有极大的缺陷的，它可能反过来阻碍发展。也就是说，“分工—整合—分工......”，形成一个封闭的循环圈，这样的发展才是持久的。以学术的发展为例，它从来就不是极端的分工所能促进的（分工是非常重要的因素，这不可否认），只有对其他领域有深入了解，才能更好地对本门学科思想加以推动。凯恩斯说过：“好的或合格的经济学家是珍惜物种。......在某种程度上，他必须是数学家、历史学家、国务活动家、哲学家。”198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莫里斯.阿莱也说过：“人们过于经常地忘记，只有通过大量的综合研究，社会科学才能取得重要的发展。最需要的是具有历史、社会学、政治学宽广视野的经济学家....”。
显然，即使考虑交易费用，最优决策未必是如此极端的专业化。现实中也有很多反例，比如外汇市场和期货市场上的“对冲交易”，如外汇期货套期保值交易就是利用外汇现货市场价格与期货市场价格同方向、同幅度变动的特点，在外汇现货市场与期货市场做方向相反、金额相等的两笔交易，以便对持有的外币债权或债务进行保值；在遭遇荒年时，农民生产的粮食连自己都不够，于是从市场上购买粮食；生产货币的中央银行也会发金融债券，调节控制货币市场。实际上，杨小凯自己也部分性地意识到了文定理的缺陷，他说：“文定理在有资本财或考虑到动态决策时不一定成立”。但遗憾的是，他连自己认识到的这个缺陷也没能提出解决办法；我的上述对分工缺点的分析，他可能根本就没有考虑到。
（3）超边际分析是建立在边际效用论之上的，但边际效用理论存在一些至今也无法解决的难题，杨小凯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对这些问题依然力不从心。比如说，对不同价值之间的冲突，效用理论显得束手无策。如果是在橘子和鸭梨之间，可以利用价格作为共同的尺度，每个人再作抉择。然而，在家庭和事业这两种价值之间，却没有共同的尺度可以作类似的转换：在个人层面上，是可以用序数效用论的原理进行主观的评等，作出比较，作出选择；但是就整个社会经济而言，人们的七情六欲占据很大比重，是不能忽视的，怎么进行加总、比较与选择？以“不可能定理”赢得诺贝尔奖的阿罗说，在任何情况下试图依据个人偏好得出社会偏好的次序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根本不存在一种能保证效率、尊重个人偏好、并且不依赖程序的多数规则的投票方案。简单地说，在通常情况下，当社会所有成员的偏好为已知时，不可能通过一定的方法从个人偏好次序得出社会偏好次序，不可能通过一定的程序准确地表达社会全体成员的个人偏好或者达到合意的公共决策。